哲學生活下之挑戰

1. 柏拉圖希望出現一個哲學家的王，帶領城邦生活下的居民到達一個善的境界；但在第七篇書信自傳中，柏拉圖卻也期待做為一個青年是多麼希望獲得政治上的成功。但在恢復民主政治之後，又因為蘇格拉底之死而證明了民主政治的健全是失敗的。在文本第七篇中信中提到，「結果是，我雖然曾經滿腔熱忱的希望參加政治生活，但這混亂的狀況卻使我暈頭轉向。儘管我並沒有停止思考如何改進這個狀況，如何改革整個制度，但我的行動延遲了，以等候有利的時機。最後我終於得出結論：所有現存的城邦無一例外都治理的不好，他們的法律制度除非有驚人的計畫並伴隨好運氣，否則是難以治理的。因此我被迫宣布，只有在正確的哲學才能位我們分辨什麼東西對社會和個人是正義的。除非真正的哲學家獲得政治權力，或者出於某種神蹟，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學家，否則人類就部會有好日子過。」（第七封書信325E~326B）。若哲學生活確實不可得，在解決民主政體之下的雅典城邦政治紛亂，哲學生活本來就不應該存在。
2. 在〈申辯篇〉中，圍繞著蘇格拉迪在接受審判時的的回答情形，在城邦生活底下追求的哲學生活理念是否可行，在《克里托》篇雖終被判死但仍慷慨赴義，其欲傳達的哲學理念與政治生活在危急生命時，對於要把哲學實踐在城邦生活底下的哲學家來說，這種善是可得的，既便是可得的那麼在實踐哲學的手段在追求善的目標上，哲學終究能夠出現。
3. 在《王制篇》中，蘇格拉迪提出「正義是什麼？」這個問題與友人進行討論，正義是指「誠實與不欠神明或他人的債、強者的利益還是給別人恰如其分的報答或給朋友好處和敵人傷害」，在從不斷的辯論與駁倒之後柏拉圖指出，正義的城邦即是在城邦生活下的眾人各安其份、各盡其份。接著，在從個人的正義轉入城邦的正義中，引出了城邦的定義，並提出建立一個城邦需要哪些人。其中包含了生產者和衛士兩個階層，而衛士又可區分為完美意義的衛士（執政者）和輔佐（戰士）兩個階級。換言之，一個城邦可說是由生產者、戰士和執政者三個階級所組成。
4. 一個城邦既然是完美的，就必然包含城邦所能具備的各種美德，即智慧、勇敢、節制與正義。城邦的正義及在於每一階層都從事分內的工作；當城邦正義找到之後，進一步尋找個人的正義。城邦既然是放大的個人，城邦由執政者、站是與生產者三個階層構成，個人的心靈亦區分為理性、激情和慾望三個構成部分，與城邦相互對應。但要使理想城邦能夠實現，則必須讓哲學家成為城邦的執政者，或者讓原有的執政者或繼承人成為哲學家；因為，唯有哲學家才能達成真實存在的理型世界。在洞穴的預言中，強調哲學家的王應該能見到最高而有別於經驗世界的個別事務，也就是真實的知識對象及那些真實存在的東西。在地洞裡面的囚犯在掙脫了綑綁的繩子之後，走出洞外看到了真實的世界；然而當他慶幸自己能見到光明時，如果再把他送回洞穴裡面，因為他還沒適應洞穴裡面的黑暗，視力顯然不如洞穴裡面的人，因此必然受到攻擊或嘲笑並認為他瘋了。哲學家帶領的是走向善的境界，但卻要承受莫大的威脅與恐懼；在管理城邦上如何找到這樣一個的哲學家，柏拉圖指出必須年輕時是衛士且受過良好體育與音樂教育，進一步還要學習算數，這個學科能將靈魂引導至真理，而使哲學家的王有機會出現。
5. 〈政治家篇〉旨在探討統治者的技藝，首先，我們看到他們試圖去定義一個政治家的樣子，而進行冗長的劃分。其次，在談論到政治家統治的面向上，強調統治者具有健全的心靈狀態，只要他們能夠堅定的遵循在理智和統治技藝的指引下，始終能大公無私、公正的對待他們的臣民。統治者在依照法律的制定下，所制定的法律規範，難免產生差異性，而一個政治家在統治上的技藝上若成為一位科學的立法者，就必須知道什麼對於在社會生活中存在的人來說是有益的。真正的國王的技藝不是為他自身而運作，而是為了引導我們行為方式的技藝避免走向偏差，因此，在理想國中存在的哲君與政治家篇所存在的統治者，應該都是希望以透過最適宜的方法在取得誠邦生活下的平衡，而成為一種節制。
6. 〈法律篇〉是在柏拉圖晚年的情況下所寫的，他雖然不認為《王制篇》所描繪的國度能確實實現，立法者在制訂法律時，卻是以其具備的特質來決定立法工作的執行。國家的法律雖然是繼承而來，但必須想像它是種對理想國度的模仿。因此既然人類智力的累積還不能使哲君出現成為可能，那或許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人力所及的範圍內，依靠那些能夠體現法律的智慧，促使在生活在不同風俗民情的地方的人民依其特色而有不同的規範。而立法者同時透過教育的方式以引導人民，用以實踐在城邦生活下的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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