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施特勞斯與《政治的概念》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和施特勞斯《政治的概念評注》，兩篇文章共同之處，一為批判當今流行的觀點－自由主義，也批評近代科學與現代技術所帶來的問題，兩人皆反對自由主義與科學賦予社會中立的價值觀，因其中立態度讓人不再提問什麼是好壞對錯。第二、兩人都關心人事（political things）秩序，或說，期許政治生活的最佳狀態。

施米特認為「國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為前提」，定義政治為敵友之分，何以施米特要用敵友之分顯現政治，進而批駁自由主義？施米特認為自由主義重個人自由與私產，限制了國家權力，使國家成為妥協，自由主義逃避國家和政治，用道德和經濟使國家等同社會，此方式將去掉國家和政治的特定含義。另外，施米特從人性善惡來討論，自由主義認為人性本善，因此證明國家應服務於社會，代表社會決定自己的秩序，國家和政府屬於社會，自由主義試圖把政治限在倫理領域並使之服從於經濟，創造權力分割與平衡－一套制約國家和政府的體制。但施米特認為這不能看作一套國家理論，真正的政治理論均假定人是危險的動態生物，政治概念若從人類學的樂觀主義出發，將消除敵對，也消除具體的政治後果。在施特勞斯的評注中，關於人之惡與施米特觀點不同，人的危險性是政治狀態的前提，施米特認為人的危險性僅是”被假定”，但施特勞斯認為，人的危險性若不被真正認識，將迫使政治受威脅。施特勞斯指出，施米特肯定政治的目的是為了關心人事秩序，因此，若不先真正認識人的危險性，就無法達到其目的。

兩人對於自由主義的反駁並不是其最終目標，如施特勞斯所說：「施米特的最終論題乃是人類事物的秩序」，施特勞斯期許的也是政治生活的最佳狀態，「顯現政治」乃兩人的表達方式。兩人論述中承認了人的危險性，人的不完美使人擺盪於善惡之間、有走向惡的可能。人具危險性，而政治又根植於人的天性中，政治之惡就是現實且必然的，因此唯有認識政治之惡，才能走向好的人事秩序。但，若政治是惡的，政治能否有其理想性？若政治的理想是追求好的人事秩序、引領不完美之人走向美好，一個以惡為本的政治，如何創造出好的政治秩序？

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許可從施特勞斯的文化定義著手。他認為真正的文化是「自然的教化」，即提高自然傾向、對自然的精心化育，因此文化要遵循自然本身的提示，簡言之，文化就是自然的化育。教化人之自然也就提昇人的文化，若人之危險與政治之惡無可避，藉由對人自然的化育，或許就是一條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