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篇文本主要圍繞著蘇格拉迪在接受審判時的的回答情形，另外一篇則與摯友克里扥在監獄的一些對話內容，在商談脫逃是否是值做的一件事所做的爭辯，蘇格拉迪在《申辯篇》面對審判的時候首先說到:「還是讓神的意願來決定吧，依據法律我現在必須自己辯護」但這樣以神的意願在處理控方所提出的罪狀，以宗教義務放在第一位的蘇格拉迪，當這個立場與原則抵觸或危急到生命時，身為一雅典公民，卻被質疑忙於公眾私事，而從來不在公共場合公開地就國家大事方向向你們提出建議，蘇格拉迪在《申辯篇》中卻駁斥這種說法，他認為「我服從神或超自然的靈性並與之相遇於童年，我聽到某種聲音，他總是禁止我去做我本來要去做的事情」，但卻很弔詭的發現在這樣的基調之下，我們不得不質疑蘇格拉迪真正的態度為何?「他認為如果他很久之前就去搞政治，那他勢必老早就沒命，而正義之士若要能存活下來只有把自己限制在私人生活中」
因此，在哲學生活與政治生活中，就算在《申辯篇》裡蘇格拉底把比喻自己為一隻蚊子，而受神的指派給這座城市，就好比一匹良馬因移動遲緩，而需某些蚊子的刺激來使牠活躍，存在的意義能否說明蘇格拉迪是要以神的意旨在挑戰政治生活中的法律?
此外，我們可從《克里托》克里托想幫助蘇格拉迪逃離監獄的對話中，「以眼前所見之情況來保護自己是否正當。當對他的判決肯定是不公正的，那難道他違反法律而逃跑就是正確的嗎？如果個人可以置法律於不顧，那麼會給國家造成什麼狀況？」
哲學生活與政治生活的衝突若是一種必然，但對於生活在雅典時期的蘇格拉迪來看，無法改變的是在追求「真」的過程底下所必須面對的棘手問題，從一開始依據神的旨意，以法律作為辯護的手段轉變為依據法律為原則，而履行一種身為公民的責任感的過程，這並非是一種善與惡的對抗，而是取得到一種協定，在這個基礎上所建立的規約，此乃根據神的旨意在換得兩方面的平衡罷了。
若政治生活與哲學生活乃必須之手段，那麼在這兩股勢力的競逐之下，我們能否確定前者只是一種義務而後者乃是過程，兩者無緊密關係但卻又相互依賴呢?
很抱歉，這篇評論的重點是甚麼？請附引文的出處，以方便查閱。該試著寫出的是Critical Review，而不是Impression or Reflection。碩士生對自己要嚴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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