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ology》和《Crito》

《申辯篇》中的蘇格拉底被控告不信神，並且用言語煽動群眾，因而上法庭為自己辯白：首先，蘇格拉底引出神諭，他被神認為是具有智慧的人，為了證實這一說法，他一一考察週遭的人們，發現多數人都自認為擁有某種聰明，但卻一無所知。坦率的言論引來厭惡，群眾因此將他推上了受審判的法庭，如同罪犯般的接受質詢，蘇格拉底最後仍拒絕用討好群眾的方式講話，在《克里托篇》他也認知到，將他判死刑的不是法律，而是自己同胞的無知和愚蠢。

「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財產，而我們人的智慧是很少或者沒有價值的，那個神諭無非是他用來告訴我們這個真理的一種方式。」蘇格拉底認為，人不可能擁有神的智慧，如果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就必須承認自己的無知。但在他考察的過程中，卻發現自己的同胞不僅自認為聰明，同時也被謊言以及個人的利益所矇蔽，他們拒絕別人的想法，也拒絕思考善和真理，並將蘇格拉底的提醒視為妖言惑眾。

蘇格拉底選擇了一種哲學的方式生活，認為生活必須經過考察才有價值，他始終在追尋一種善（美德），認為人雖然不完美，但必須要有追求完美的渴望，即使眼前的現實是假的、空的，死亡才是真實的，仍企圖尋找「通情達理」的生活方式。然而在《克里托篇》中卻一改哲學家的身分，用公民的口吻說明自己的立場。這看似衝突的兩個身分，同時出現在蘇格拉底身上而無法切割，蘇格拉底在被推上審判台時，一方面厭惡同胞的專斷，他們的無知和不理性隨意的決定他人的生死，但另一方面，卻又認為以一個公民而言這是國家的法律必須遵守。這不僅僅反映了當時雅典城邦的主流思想，也凸顯人們對於自己無知的無知。

蘇格拉底拒絕參與政治，因為政治沒有公正的目標，而多數人的想法是不理性、做法是隨性的，這代表在政治中，並未有公正和真理，若要參與公眾生活，人們就必須活在謊言之中，而正義對於模糊未見真理的政治來說並非重要的。若人們「信神」是唯一靠近真相、理解「正確」的方式，若人們「信神」是唯一靠近真相、理解「正確」的方式，那麼當人不再有信仰的時候，代表哲學生活不復存，人就注定無知於自己的無知，永遠被謊言所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