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的概念》這本書表面上是在說政治就是所謂的敵我之辨，但在本質上是在探討人性善惡的問題，在這種對立的關係之下形成所謂的鬥爭與對抗，不論在實質上或理論上都是在嘗試區分下的產物，因此人們難以找到一種對政治的明確定義，傳統所謂的國家、社會、政治的區別造成了在群體生活下的繆誤，卻也導致了所謂「中立化」與「非政治化」的現象成為了當代社會的一種議題，在這種議題的導引之下，只有當一個戰爭的群體遇到另一個類似的群體時，才有敵人存在，而通過這種公共性的的關聯底下，造成了最為極端的對立，而戰爭就是這種極端對立的最終結果。
然而對立並非是造成戰爭的主要原因，宗教、道德、經濟與種族並無涉於政治性的目的，但卻能從中獲取動力，而所謂政治性的統一體必然決定著人生的每一個方面，但真正的關鍵在於衝突的可能性，如果這些反對力量還沒有強大到足以阻止一場與他們的利益和原則相悖，那麼這種統一的政治統一體就不復存在。
在政治性的概念之下，所隱藏的意義除了在善與惡的討論之外，存在這一種多元主義的概念，各個不同的利益團體是構成國家在執行相關政策之下個一個中介組織，此種中介組織的特色所表現的特質並無法透過社會性的建構而改變在「擁有主權的」特質上，同時，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歷史力量也無法逃避政治，任何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個人主義本來就具有政治性，戰爭這個政治概念變成了經濟領域的戰爭以精神領域的戰爭，在某種程度來說，是一種創造性的想像在凸顯價值的意義。
施特勞斯的論文，探討的是「人類事務的秩序」問題，即國家問題，一切政治的關觀念和術語的涵義都具有敵對性，根據這些原則，施密特認為：在多大程度上當前的局勢迫使我們承認國家的基礎是政治？政治是在反對何種對手時成為國家的基礎，既然自由主義的失敗注定了施密特的使命，但自由主義卻又導致了一種非政治性言說方式參予政治，這是一種障礙還是一種人性本惡的模式底下，所造成的非政治性現象，而中立化與非政治化的結果卻導致了法西斯主義的發生，相反的，對施密特而言是在尋求人們在政治上的自主性，儘管這種自主性與自由主義相反，但他仍強調：自由主義的獨斷性和專門性的特質，然而在這個認識底下，國家、社會、跟政治的界線是否是一種不存在的界線，一旦人類成為劃分的主體與客體時，價值意義與人性的善惡之爭，是否又是一種不道德與不理性?
善與惡若只是人性的本質，終極的目標是建構出一個善的社會；還是把惡當成一種工具在分析國家、社會、政治的本質上，而藉由鬥爭的方式來接近善的社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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