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政治性的概念

Carl Schmitt在1932年的小論文中，論述一個不論在當時或今日都須嚴肅思考的議題：以事務秩序關係為基礎的政治性關係；並且國家的組成與對內、對外等政策運作，皆脫離不了此關係。

然，作者為說明此篇文章首句：「國家的概念以政治性的概念為前提」當中的“政治性”，又為讓讀者清楚理解此特殊概念，便引用人們習慣性思考其他概念的評判標準的最終劃分關係（極端對立的關係），以此說明以敵友之分做為政治性的判準，也使本文大受爭議。不論本文是Schmitt為當時德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受不平等條約對待，而批判當時盛行的自由主義；或是文中推演論述人的善、惡本性，等受後人不斷論述的話題，都應回歸到其本身也自認是抽象化的命題：「國家的概念以政治性的概念為前提」；也唯有理解此命題，才能重新正視那被掩蓋或忽視的事務秩序關係。

「國家的概念以政治性的概念為前提」，也就是說：當提及國家相關事務之時，不可不顧及政治性相關事務。然而，Schmitt又說明國家的存在是一種被民族特別形塑而出的狀態，此狀態是可在任何關鍵情況下，做出權威標準的狀態。如此，誰來決定權威標準、如何執行，即成為了政治性的相關事務。國家不論對內、外在進行權威事務的運作，皆有可能受到相對性的反抗；最極端的反抗即為以戰爭的形式發生；敵對一方勢必存在。如此，在無法去除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也就無法忽視實際存有敵對狀態的事實。此外，Schmitt認為敵友的劃分有著這種意義：它標誌著一種聯結或分離、組合或解組的最後緊張度．．．（P.23），也就是一組動態的過程。在這實際動態過程中，去確認敵人會否影響己方生存的可能性。所以，敵對的一方是實質存在的；並且相對於敵人而言，己方本身隨時也可能被對手視為敵人。

在這雙方敵對的動態關係中，Schmitt認為：政治上之正確就是避免戰爭這一點上；又，最極端狀態—戰爭，是已經設定或決斷了誰是敵人的可能性存在。是故，以此可能性發生為前提的思考：要如何、為何與敵方（Schmitt所謂的陌生者、與己方存有異質性的另類）互動，並以此思考為根據在敵友關係中，所具體化呈現的作為，即存在著政治性。

　　

　　不過，國家不會自主邁向或避免戰爭的發生，一切具體事務的發生還是必須由人來執行。所以，Schmitt認為：個人必然是議論的起點也是終點（P.72），這也是為何Schmitt在文末必須論述人的善、惡本性問題。然，人是難以掌握，無法直接用善、惡的價值定性。如此，自由主義怎能理所當然的認為人已進步，國家應減少相對的干涉。所以，必須論述自由主義的盲點；更何況，追隨、信奉自由主義即是得到自由？學者Leo Strauss在《政治的概念》評注一文中，說明Schmitt與Hobbes的思想觀點，論證Schmitt在其論文中所關切的是“人類事物的秩序”。

　　在Schmitt與Strauss的論述中，如果戰爭是國家無法避免的最極端狀態，又正確的政治應是避免戰爭的發生，那人與人、國與國交往互動首要或是初步必須達成的共識是什麼？如何使此共識具體化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