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ology》 and 《Crito》

在《申辯》篇中，蘇格拉底舌戰群雄，面對大眾對他的指控，蘇格拉底以自身行為是在探求真理與智慧反駁之；眾人的意見，不代表是正確的真理，故，對他認為本身何罪之有？頂多得罪了很多自以為有智慧的人。在《克里托》篇中，好友克里托至獄中探望蘇格拉底，希望他能接受克理托等友人的意見，越獄以保全性命。當然，蘇格拉底拒絕了。拒絕的理由概括來說有，人多勢眾不代表真理；真理是屬於講道理的人；我們不能以惡回報惡等等。總之，在柏拉圖筆下，蘇格拉底是一個為了真理永不妥協的人。除此之外，同時讀此二篇，也可以細究出一些有趣的地方；首先我最感興趣的是，在申辯篇中，蘇格拉底說他不從事政治；其次，蘇格拉底在庭上不畏懼眾人堅持不認罪，到了《克里托》篇中，他卻選擇服從法律而死，中間似乎有所矛盾。這兩篇中的蘇格拉底能否找到連貫性？並如何解釋之。最後想提出的問題是，蘇格拉底所擁有的特質，是一位城邦中良好公民所應具備的特質嗎？

蘇格拉底在《申辯》篇談到：『我私下為人們出主意，奔走忙碌，在公共場合，卻不肯走到你們眾人當中，為城邦出主意……。如果我很早以前就試圖參予政事，我早就死了，那麼我對於我自己與你們都無益處。』由以上所言，蘇格拉底並不熱衷於政事，而是私下隨時隨地的不斷與人討論，辯論智慧與真理。不過身為一位這麼關心智慧的哲學家，卻不想從事政治一途，以政治之高度，收風行草偃之效。可能的原因是，蘇格拉底鄙棄雅典民主政體，因而不想從事政治。不過蘇格拉底在其後也提及，『等到了寡頭制，三十僭主招我們五人圓宮，命我們把薩拉密斯的賴翁，從薩拉密斯帶走處死….。對此我又用行動，而不是言辭指出，我寧願死，也不用做這個，這不義或不虔誠的事情…』由上述可知，蘇格拉底並非是單純因為某個政體，不願從事政治。我猜想，蘇格拉底或許認為，自己所追求的智慧與真理於政治所不容；或是政治場域裡頭，有本身獨特之真理與運作方法，故，蘇格拉底所欲求的真理與智慧，在政治場域裡頭不管用；亦或是，蘇格拉底認為政治事務本身，是追求智慧與真理的障礙。由上述學生的猜想，蘇格拉底本身似乎都認為有公與私領域的區別。

在《克里托》篇中，蘇格拉底婉拒了克里托的越獄訴求，決定服從雅典的法律而從容赴義。在《申辯》篇中，面對眾人的指控，蘇格拉底堅持無罪；在此，卻願意服從法律，所為者何？蘇格拉底談到，身為雅典人，我在雅典受教育、養育子女、得到雅典的公民權，如我認為雅典本身是不義之邦，我大可一走了之。而我選擇留下來，本身就是默認了雅典法律本身〈即使法律身可能是不義的〉，既然如此，我當然應接受大眾對我的判決〈指控則否認〉。這或許可以解釋為，雖然大眾為無知之情事、制定不義之法律；但大眾也能行正義之舉，擬定正義的法律。在執行上，無知大眾用正義的法律落實非法的指控，構陷他人入罪，蘇格拉底此案本身可能就是如此。因為蘇格拉底面對他人指控他不信神，他的辯白是，我沒有不信神；而不是處罰他人不信神的法律是不義的。法律是正義的，大眾是無知的，蘇格拉底在法庭的辯駁是針對無知大眾，服從法律因為法律是正義的。

如果蘇格拉底遇到的是不正義的人們行不正義的法律，判決蘇格拉底死刑，蘇格拉底會不會接受克里托越獄的請求呢？學生以為不會。原因在於，法律本身即是風俗與主流社會價值的投射，如蘇格拉底所說，我生於斯，長於斯，這即是我默認了雅典的一切。更何況，蘇格拉底在那正義與不正義共存雅典城邦中辯論與追求真理，如越獄，不就代表了否認了自己所認定追求真理的環境。離開雅典的蘇格拉底恐怕就不是蘇格拉底了。蘇格拉底的死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雅典。

按以上所說，在一個以公民為主體的共和成邦，蘇格拉底是一位良好的公民嗎？或許可以這麼問，雅典城邦中所有的人都有蘇格拉底的特質，行為也如同蘇格拉底，這有助於城邦的發展嗎？

伯利克里在《葬禮言說》中提到，『在我們這裡，每一個人關心的，不僅是他自己的事務，而且也關心國家的事務：就是那些最忙於他們自己的事務的人，對於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這是我們的特點：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一個注意自己事務的人，而說他根本沒有事務….』。蘇格拉底固然追求智慧與真理，但他不熱衷政治事務；在《申辯》與《克里托》兩篇中，他面對的是無知大眾行正義的法律，因此，他服從法律而死。但要是遇到不正義的法律呢，蘇格拉底沒說，不過依照他的『默認』原則，惡法似乎亦法，更沒有討論的餘地。城邦需要的是一位積極參與政治事務，並且對城邦未來走向有自己的看法；透過言說指出拙劣的政策或是批判不正義的法律的公民。蘇格拉底只在私領域探討智慧真理；或是完全服從法律，這些似乎都不是一個良好公民應有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