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自由教育是為擁有財富和閒暇的行為自由之人所安排的紳士教育，旨在培育有教養之人（gentleman）及城邦治理者。這種培育有教養之人的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Strauss, 1968: 3）文化是對人類自然的教化，既提昇、照料又馴化人類本性。（Strauss, 1998: 105）「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自由教育當順乎人之本性始能成效，但不是任其本性而行。
自由教育的目的不在培養哲人，而在於傳授哲學化思考予全體公民，以追求一種亞里斯多德歸於上帝的高貴的理解活動，「使我們能以上帝之城的好公民的精神接受降臨於我們身上的惡，而且很可能是讓我們心碎的惡。」（Strauss, 1968: 8）自由教育絕非只識真善美，而不明白世間諸惡，更非教人逃避現實之惡或惡之真實。由此可延伸出人是擺盪在善惡間的動物，自身絕非完美，仍應致力求善，這正可呼應「事實上人是介於獸與神的存在物」的觀點。（Strauss, 1973: 35）
施特勞斯賦予當代自由教育以三項使命：一是「自由教育是我們可以努力從大眾民主提昇至原初意義的民主的階梯」；二是「自由教育是在民主大眾社會中創建貴族統治的必要努力」，三是「自由教育呼喚著大眾民主中那些有耳能聽的成員，向他們呼喚人的卓越。」（Strauss, 1968: 5）為對抗當代政治科學和大眾文化對民主意涵的誤解，自由教育要向民主政體下的每位公民施教，喚醒他們身為人的卓越。
施特勞斯承認，純粹的貴族政體在當今世界中完全不可行，而應採用「有教養之人和民眾共同行統治」的混合政體，既保障權利平等，又可使德智兼備的精英主導政府運作，混合政體之中庸與調和意涵由此彰顯無遺。但他真正寄望受過自由教育之人，藉由參政和日常生活之相處，身體力行受教之成效，以引領同胞追求正確的生活目標，再透過掌權之事實與程序，以各類政策切事地全面實踐「人應如何生活」之方式與內涵。
自由教育是讓人轉為符合政體、具備智慧和美德之公民的過程。施特勞斯始終期待全民都可接受自由教育並成為德智兼備的公民，而提出普遍貴族政體作為民主政體的理想型態，後來又提出混合政體的構想，並不能直接詮釋為他對自由教育或公民素養的期待或信心，已經改變，而應當理解為，施特勞斯認為，自由教育是以動態的方式發揮作用，當以幅度來指出自由教育的效果是擺蕩於普遍貴族政體與混合政體之間。最好的情況是全體公民都成為德智兼備之人，行普遍貴族政體，那等於是公民質量皆優的民主政體。但這項期望甚難實現，然仍不能放棄以自由教育救民主，因而改變估量教育效果的方式，只要達到起碼作用，就算成功，只要讓真正的精英掌權，就算奏效，混合政體便成為自由教育可接受的最起碼目標。因此，從普遍貴族政體到混合政體之間，代表德智兼備的公民成為治國者的機率高低的擺蕩，也是自由教育奏效的幅度與空間。施特勞斯在這兩篇論自由教育的演講中，畫出了自由教育可揮灑的務實空間，充分展現了政治哲人追求理想但不狂熱的切事與中庸。
自由教育培育的好公民若能當上治國者是最理想的狀態；無法掌權時，就在生活中運用其能力並發揮影響力，這也符合柏拉圖所期待不稱王的政治家，「儘管他本身只是一位公民，但他能夠向國家統治者提供專門的建議，……那麼這種知識的擁有者，無論他真的掌權，或只是一介平民，都可以恰當地被稱作『政治家』，因為他關於這種技藝的知識使他有資格得到這頭銜，無論他的實際處境如何。」（Plato, 259A-B）無論掌權與否，公民皆可在日常生活中處理共同生活的各項議題。
若所有公民皆透過自由教育成為德智兼備之人，可以共同思索好的生活，使政體朝向善，誰掌權或多少人掌權便無關緊要，這時候的治理就不再是權力分配或運作，而是公民之間由友誼所創造而表諸於婚姻組合、宗族關係、公共祭祀和各種消遣活動的緊密關係，「因為友愛是人們選擇共同生活的初衷」。（Aristotle, 1280b35-40）穩固的公民友誼又賴於良善風俗和習慣的助成，友誼與習俗因而互為因果地鞏固優良政體。
但光是有教養或文化修養並不等於具備治理能力，施特勞斯對德智兼備的「智」，少有著墨，並未提出治國者所需之知識為何。當代自由教育的內涵應以人之處境與環境、政府體制與類型及公民行動與最佳政體之追求等，作為認識政體之整體的三個面向，以行合宜之公民治理，才得以「應如何建構合宜之最佳政體」實踐教「人應當如何生活」的哲學關懷。當代推行具有濃厚貴族色彩的自由教育，才算發揮施特勞斯預期的雙重目的－培養公民成為有教養之人，也是領人追尋最好生活的治國者。
關鍵字：自由教育、哲學化思考、普遍貴族政體、混合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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